数据知识产权作为数据基础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据基础制度中，数据知识产权，真的有法律效力吗？这不仅关乎一纸登记证书的分量，更关乎能否在现实中为数据处理者和使用者提供真正可依赖的权益保障。
在数据要素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今天，任何脱离数据特性、难以回应数据利用与数据创新现实需求的制度设计，最终都将沦为空转的形式主义。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什么？中作者指出数据知识产权所保护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数据权益形式，通过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确认数据集合的“结构+规则+样例+更新机制”这一组合数据集合成果的有限排他性权益，进而实现“能登记、可举证、可交易、可保护”的制度目标。
可以这样说，数据知识产权规则的构建，理论上解决数据在实际使用中的权益边界模糊、侵权举证困难、成果无法确认等关键问题。但制度在实践中究竟是否“针对有用”，还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从何而来？
一、全国首个涉《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效力认定案
关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在各类文章中，一般都会引用这一个案例，来证明在司法实践中，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具备初步证据效力
展开剩余72%基本案情如下：案情内容，全部来自网络，如果有公布不充分的，各位读者可以自行搜索。
该案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数据堂公司）成立于2010年，经营范围包括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系统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开发等。
2021年9月，数据堂公司网站发布“AI数据开源计划1505小时中文普通话语音数据”。
2023年，数据堂公司“普通话手机采集语音数据库”获颁京知数登字第2023000007号《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数据登记编号为BJSZD202300000008，登记有效期至2026年7月6日。
2021年，数据堂公司向一审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隐某公司非法获取“aidatatang200zh”数据集（下称涉案数据集），即前述1505小时数据集的子集，并在其官方网站向公众传播，同时以提供下载服务的方式诱导用户注册会员，侵害了数据堂公司的数据财产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同时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海隐木公司未经许可，非法获取数据堂200小时普通话语音数据集（1505小时数据集的子集）并在其官方网站向公众传播，并以提供下载服务为方式诱导用户注册会员。
一审庭审中，隐木公司、数据堂公司均认可涉案200小时数据来源于涉案1505小时数据集。
注意：隐木公司提供了下载网址，该下载链接可以点击进行下载，且转至数据堂公司的官方网址。
在“数据堂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并不是在数据生成或数据被侵权之前取得的，而是诉讼过程中获得的。这份《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并非在数据产生或权益形成初期取得，而是诉讼进行过程中补充办理的。
这样一种“事后登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事实认定？
法院是否基于其登记内容对数据权益作出了明确认定，抑或仅作为证据链中的一般性参考？这些关键问题，在判决文书中并未被充分交代。有了解情况的读者欢迎私信告知。
更进一步的作者还有个问题，就是法院是否对“1505小时数据集涉案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内容”与被侵权“200小时数据集”之间的覆盖度、演化逻辑、规则路径进行了结构性分析和比对？
是否组织了数据知识产权的权益边界界定比对或专家审查？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并无看到相关内容。
如果这些程序未被落实，那该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是否仅是法院在已确认来源一致的前提下，作为辅助性参考加以采纳？
目前公开判决中，尚未看到法院基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内容对数据权益边界作出实质性分析。
作者觉得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法院在认定侵权事实时，依赖双方对数据来源的陈述，以及可追溯的网址证据，以此作出推定性判断。
不仅限于本案，如果说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只起到辅助性、推定性的证明作用，那么数据知识产权的法律效力到底应当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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